唐律者社会本位之法律也。
其中，义蕴含着实质理性，而教蕴含着形式理性，因为教要求合理有效的形式。不仅如此，刑法教义学较民法教义学等具有更强的体系性，即刑法教义学的义具有更强的体系性功能，因为刑法毕竟是在整个法体系的末端。
各有竞桡之意，俱无相让之心。宋无反坐，泰亦无辜，并各下知，勿令喧扰。由此，刑法教义学的义即正当的规范目的，其正当性蕴含着谦抑性，且可从必要性与不得已性予以展开：当不具有刑事干预的必要性，则是从积极的方面来把握正当的规范目的，以体现一个义字。为何此处的合理不包含合法理呢？因为所谓法理实即法律逻辑本身，是事理和情理的载体或表达形式，故用合法理来论证合理性或正当性属于循环论证。（一）义在法体系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观照之中实际上，刑法教义学的义不仅存在于从条到条、从条到节、从节到章、从章到章，甚至从刑法自身到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前置法的观照中，而且存在于某项刑法规范本身的历史嬗变中。
因此，义乃刑法教义学的最初本体，从而刑法教义学就是一门义学。中国古代对生命型紧急避险犹能如此，何况当代乎？法谚云：价值等同时如何取舍并不重要，而用任何方法挽救自己的生命都应当允许。胡适也有一些错误……但是，尽管有不正确的地方，胡适的禅宗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新证据，那就是好书。
【1】雷磊：《如何进行研究型阅读》，载微信公众号中政法律评论社，2019年4月15日。有些文章在宏观框架上有新意，对问题概括得很全面，对各种观点总结得很到位，对各种思路归纳得很清晰，给人高屋建瓴之感，但若没有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析，就总还是有些空泛。比较常见的接着说，是把教材中的常识变成学术论文。这大概是我们写文章时采用比较方法的初衷，有比较的愿望，想通过比较寻找出路，进而产生比较的兴趣和热情。
了解历史背景往往是有难度的，很可能吃力不讨好，陷入一段历史的浩瀚资料之中而头绪纷乱，或卷入一个自己本不熟悉的学科里而无法自拔。（一）接着说：发挥同行的观点接着说即赞成同行的某一观点同时又对其加以补充完善，实际上是一种引申。
我自己在写作中对文章的不断修改，十几稿甚至几十稿的修改，其中有不少就是在调整其中的逻辑关系——谁在前谁在后，某一自然段放在这里还是放在那里，等等，许多内在的逻辑关系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清楚的，需要反复斟酌，认真打磨。这并不意味着主题先行，主题只是最初的想法，是引导你进入研究的兴趣所在，也许你一开始确实就有鲜明的观点，之后也确实是在围绕这一观点展开分析，但也可能在分析的过程中修正原有的观点，甚至完全改变原有的观点。文章通篇只有情绪没有思考，只有咄咄逼人的态度没有平和的说理，精神很饱满但论证很苍白，看上去理直气壮实际上空洞无物。同样对别人有新意但论证不完美的文章应充分认识到其价值和意义所在，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文章中的某些瑕疵大加鞭挞（以挑剔为乐趣），对其中的闪光点却视而不见，还是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写一篇文章有时犹如打仗时的将军布局排阵，不仅要有细致具体的实施方案，更要有总体上的战略部署，在这里放一个棋子，在那里布一个方阵，有的地方单兵突进，有的地方步步为营，有时候渐渐收紧口袋，有时候情况有变需要临时调整……2005年我写《言论自由及其相关概念分析》一文时，就是先想到一个框架——从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与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与选举权的关系去写，觉得这个角度有新意，没人写过，先有这五大块的构想，再去一个一个写。这样从制度——国家制度——国家的基本制度——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中的组织制度着手，层层剥，一层一层深入，最后点出主题。当然，我们反驳权威、反驳权威人物的观点时，要特别谨慎，毕竟那些观点能够成为时髦，或长期流行，或影响广泛，很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在大胆质疑的同时还要小心求证，要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论证的简单与缺乏判断力有直接关系，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往往在讨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时，听谁讲都觉得有道理，因为确实不论哪一方都有一定的说理，都不可能完全是胡搅蛮缠，在这些貌似都有理的论点中要辨别出哪些是真正站得住脚的道理，哪些是貌似有理的歪理，是需要判断力的。
有的文章以空话套话代替学术论证，读起来像社论，像机关发文，政治正确，但不是学术研究，其文字少有发自内心的感受和认识，因此情不真意不切，像戴着面具说话，总是把自己掩盖在面具后面，从不与读者真心交流，只是习惯性地表态，口号式地表态，连其中貌似论证的段落也不过是表态的伪装而已，味同嚼蜡。还有的文章各部分之间的内在关系没有理顺，有的论点和举例对不上，举例说明的不是此论点而是彼论点，如某个举例应放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却出现在第一部分。
又如，在撰写集会游行示威自由一文时，在但书部分顺便对学界在基本权利的外在限制说和内在限制说上的混乱观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将其简要归纳为权利的外在制约是公共利益，内在制约是他人权利，即公共利益作为权利之外（公共利益不是权利）的因素对基本权利构成的限制是外在限制，而他人权利作为权利内部（都是权利）的因素对权利构成的限制是内在限制。有的私权力来自公权力的转让（如一些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原来对企业的管理权这一公权力转让给了私人），等等。
（三）接着说与反着说并用有时候阅读了同行的文章后，可能对其中的某些观点表示赞同，于是接着说，而对其中的另一些观点不太同意，因此又反着说。新思路和新概念就像聚光灯，打到哪里就亮到哪里，吸引大家不由自主地跟着关注、跟着讨论，不管它是对是错，都刺激你去想新问题和新领域。如在研究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时，阅读了有关学说和论点后，对同意的观点加以引用并接着说（如认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是准司法权），但更多的是对不同意的观点进行反驳（如认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是行政权、司法权、法律监督权等等），总体上看是以反着说为主的。任的具体方式有选举、决定、任命等。事实上许多事情都有相同点和不同点，这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所占比例可能有所不同，人们的关注点有所差异而已。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研究，他用的史料都是旧的，但是他的概念是新的，虽然他提的这个概念也不一定都对。
我国20世纪80年代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虽然在当时具有填补我国法学某领域空白的作用，但从文章的内容上看，仍然是普法性的，是文革结束后在法学的一片空旷地带的初步开垦，有特殊国情下学科开创的意义，但学术性仍然是欠缺的。【3】葛兆光：《什么才是好的学术书？》，载《光明日报》2021年5月15日，第11版。
这些话不能说不对，但也没有什么新意，且过于简单化，最重要的是没有问题，如其中1954年宪法的人民委员会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把政府叫委员会？1982年宪法为什么没有沿用这一称谓？为什么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在政府的前面用人民做定语，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却以革命为定语？二者的区别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没有展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并非所有权利都有但书，而是只有涉及行为的那部分权利才有，而对于自然享有（不需要积极行使）的权利，权利但书是难以成立的（如生命权不太可能有但书）。
其手段是否采用严刑峻法等），进而指出古为今用之用应是礼治中讲规则、重制度之精华，而不是其宣扬的贵贱等级等糟粕。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应当是在基本政体关系理顺‘后，至少也是在理顺‘中，而不是在理顺‘前，不能期望用‘违宪审查做政治体制改革的开路先锋。
五、通过探寻历史背景打开分析的思路在我们动手写文章之前，尝试着去寻找制度建立的历史背景、探寻法律产生的社会土壤，理清其来龙去脉，往往有利于我们理解制度和法律——即使今天看来荒诞的制度和法律在建立之初也可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至少不会平白无故地产生，这样我们的分析就可能相对心平气和，相对客观，而不会仅仅是愤世嫉俗地呐喊或激情批判，而且也可能因此找到一个切入点，打开我们分析问题的思路。检察权同时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行政权的主动性、服从性、国家性和司法权的被动性、独立性、中立性），等等。有的私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如私企中层职员的管理权来自企业老板管理权的转让）。好的学术论文一般都具备两个特点：好的选题和好的论证。
大多数教材对该条文的解释侧重的是公民权利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我觉得这一论点没错，但显然不够全面，于是从四个角度展开了论证：一是利益与权利的区别（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如在《违宪与违宪审查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一文中，我提出‘违宪审查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宪法的热点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宪法学界的一次集体‘跑题，是照搬西方宪法的结果，把人家的热点问题当作自己的热点问题。
如果比较后认为我们身处同一个世界，有同一个梦想，能够彼此求同存异，并相互学习和借鉴，则可能有利于世界的安定团结。【1】我更喜欢这种进路。
如在进行节的对比时讲到1982年宪法增加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一节，只写了几句当时流行的套话：明确了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把军事领导机构置于国家体制之中，使国家机构更加健全，有利于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应当指出的是，按照这种写法，几个板块的设计是否有新意以及各板块之间的衔接是否严密，固然十分重要，但更关键的还是对每一个板块的精打细磨，即每个部分的内容都应有新问题、新见解（微观分析）。
例如在中西方制度及文化的比较中，许多文章是比较不同点的，这当然很有意义，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认识自己，也有利于更好地完善自己——既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又要适当克服自己的陋习，以扬长避短。学术文章不是靠煽情来感染读者的，主要不是以情感人，而是以理服人，这是它与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区别，学术文章展现的是理性的力量，是论说某个新问题，揭晓某些新事理，展现某些新角度，提出某些新观点，是启发人们去思考问题而不是激发人们的某种情绪——不论是仇恨还是热爱，是心潮澎湃还是心灰意冷。如上世纪80年代我曾收集了50例地方违宪事件并对此加以探讨（当时还分不清违宪与违法的区别——这就是缺乏判断力的表现，这50例违宪事件现在看来基本属于违法行为），这本是一个实证分析的好材料，选题角度有新意，文章对50个事例从违宪主体、违宪客体、违宪后果等方面做了阐释，结构也不错，但就是深度挖掘不够，有数据但没有剖析，有说理、有观点但大多是老生常谈。一般来说比较就是比较相同点或不同点，有时候比较相同点，有时候比较不同点，也有时候既比较相同点也比较不同点。
站在起点时是没有布局、甚至没有观点的，只有问题，被问题牵着鼻子走，在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才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到终点时蓦然回首才看清走过的是怎样一条路，因此所谓的布局可能是在写作之中、甚至是写作后期才逐步完成的。另一种接着说是在同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挖掘，如最早关注到1954年宪法中国务会议重要作用的许崇德教授，曾敏锐地指出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职权其特点是虚中有实，形虚实实，这给我很大启发，2006年我写《我国国家主席制度的历史回顾及反思》一文时，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挥——分析了产生这一特点的社会背景，补充了一些实证资料，并提出1954年宪法第43条（国家主席有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之权）可能是这部宪法的核心所在，它是1954年宪法的死穴条款。
例如，若了解美国和欧洲当年为什么要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其目的是控制立法权，以宪法约束法律，就比较容易把握这一制度的内在原理，同时有助于思考如何建立我们的违宪审查制度，不至于盲目照搬（盲目照搬的原因之一就是只看到制度本身，没有看到制度背后的社会原因），对目前我国的许多相关论述就应该具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文章的思路——指出误区、展开反驳、论述理由、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也就呼之欲出，文章的布局和深入探讨的要点基本上都有了初步轮廓。有些权利的行使启动了权力，但并没有转让权利给权力（如罢工权的行使启动了工会组织罢工权的运作，但工会的这一权力是在罢工之前就存在的，是法律和其工会章程赋予的，在此工人们并没有转让自己的罢工权）。
对不赞成的观点，如果很想据理反驳，那就反着说。公诉行为有一定的监督作用，但其本质是请求权而非监督权。
